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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枚特殊的六分校毕业纪念章

日期:2017-05-01 18:18 来源:《黄埔》杂志 作者:于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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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者收藏的第六分校15期6总队毕业纪念章。
    抗战时期的优发娱乐毕业证章多采用统一的制式,即一枚圆形的铜章,正面漆珐琅,蓝色的外圈中载明期别和总队,中间白底衬托校旗图案,而章的背面,多是刻有“明礼义,知廉耻,负责任,守纪律”这十二字训词和徽章的编号。由于各分校、总队的毕业章是由不同的作坊制作,其外观、材质、字体上也存在一些不同。整体来说,这种徽章样式美观,影响也非常深远,不但为同一时期很多军事院校或军事训练机构效仿,在优发娱乐迁台后也依然沿用了一段时间。因此,市面所能见者为数并不少。
  笔者收藏有十余枚抗战时期的黄埔毕业章,大多数即上文所述的样式,只有一枚“别出心裁”的,最让笔者爱不释手。这是一枚长方形的铜章,尺寸约4.4×1.8cm,与军衔领章大小相近,其质地密实,做工精致,包浆温润,保存良好。纪念章正面有“中央军校第十五期第六总队同学毕业纪念”字样和两个戎装士兵加瞄准镜的图案,背面则是编号,还有明确的制作地点“桂林天成造”。通过对史料的研读,可以确定此章的制作时间是在1939年。然而,纪念章并没有别针的痕迹,显然当时也并不能佩戴在身上,与制式章相比,这枚无论样式还是用法都显得十分特殊,尚需加以考证。
  15期6总队是由第六分校训练的。说到第六分校的前身,可追溯到1926年成立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(其后校名历经变迁,至1937年改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南宁分校,1938年3月改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分校,详细经过本文不再赘述)。抗战爆发以前,该分校虽名属中央,实际上则完全由桂系主导,有自己的校歌、校训,地方色彩浓厚,截止到1937年10月,共毕业8期学生,毕业学生大多充任桂系部队的基层军官。
  直到全面抗战爆发以后,全国军事政治由中央统筹,南宁分校/第六分校才开始中央化,正式纳入本校编制,学生期别也与本校对应一致。这一时期分校训练的第一批学生,是原南宁分校招考的第9期学生,番号后由中央统一核列为第14期第9总队。而到了本文要说的第15期,招生的范围就非常广泛了,这其中有从沦陷区招考的爱国青年,有归国投身抗战的华侨,另外由于白崇禧的推动影响,分校还在全国范围招收回族青年从军报国,成立了回民大队(15期第6总队第2大队),这在当时全国军校中是绝无仅有的。相比之下,本期中广西籍的学生反倒是很少了。
  关于15期6总队的历史,如今世人已知之甚少,官方文献中也仅有大略的记载。所幸该总队毕业生陈家懋老先生曾写有一篇回忆文章,篇名《投笔从戎》,其中详细记载了他自投考军校至毕业的全过程,将这段历史鲜活地呈现出来,极具参考价值。
  1937年年底,分校在华北、华中地区发布招生启示(招收回族青年应该是由各省的宗教协会推进的,另成一个系统,归国华侨这一部分则是后来直接在柳州会合),并于汉口设立了招生办事处,各地投考的汉族回族青年前往汉口汇集。经过入学考试后,大约在1938年2月底,被录取的同学乘火车前往衡阳,军列到达长沙时,因为调度的原因停在站台等了很长时间,焦躁的同学与车站负责维持秩序的宪兵一言不合打将起来,结果有人开了枪,一名马姓回族青年中弹倒地,真是“壮志未酬身先死”!愤怒的学生要与宪兵拼命,经长官们多方协调劝阻,才把事情平息下来。当晚,火车继续开往衡阳,翌晨到达,队伍在衡阳休整了四五天,1938年3月1日,开始沿公路长途行军380公里,一路走了十几天,经永州、全州后到达桂林。
  由于当时南宁的校舍已毁于日机空袭,而桂林李家村的新校舍又尚未建好,队伍在桂林休息了几天,又奉命前往柳州正式编队,安舜任总队长(不久之后周嘉彬接任总队长),3月下旬开始入伍生教育。按照规定,军校入伍期应该是3个月,不知是何原因,15期6总队的入伍期一直延续到年底,才接到校方通知参加升学、分科考试。这些学生因此在柳州待了近一年的时光,除了日常操课,同学们也有着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,武汉保卫战爆发后,学校组织同学成立剧团义演宣传,得到了很好的反响。不过也发生了一件乐极生悲的事,由于柳州天气炎热,许多同学休息的时候喜欢去柳江游泳纳凉,一位回族同学不幸溺亡,经学校把事故调查清楚后,为该生举办了追悼会,并按照教规安葬在回族公墓。
  1939年春节后,总队动身前往桂林,约在3月初到达桂林东南的李家村新校区,不久之后,炮科、工科、通信科的同学,分别前往贵州都匀的陆军炮兵学校、湖南零陵的陆军工兵学校、贵州麻江的陆军通信兵学校接受专科教育。
  政治教育是军校教育的重要一环,校部设有政治部,各队配有指导员,借此加强主义的灌输,监控学生的思想。然而毕竟是处于国共合作时期,各队的图书馆中,难免有些宣传国共合作抗战和共产党理念的书籍报刊。有一次陈诚来视察,看见这些书刊就很不高兴,把全校师生痛批一顿,回去还向蒋介石打了小报告。后来大家就学“乖”了,每次听说陈诚要来,赶紧先把书藏进山洞里。白崇禧则不同,他对此不但不予批评,反而鼓励大家多方涉猎,自由吸收,活跃思想,还把《论持久战》推荐给大家学习。另外,时任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副教育长的叶剑英,也曾与汤恩伯一起来校讲话。
  8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,1939年年底,学校组织了野外实战演习和毕业考试,军训部派员陪同苏联顾问前来参观演习,他们对学生们认真的态度、英勇的表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。到了12月底,学校公布了分配名单,大家就要各奔东西了,不想就在分发的前一天,还发生了一件大事。
  当时第六分校的主任是黄维,他做事认真严谨,兵练得很好,但是性格严肃刻板,学生们从来就没见他笑过。黄维不但与广西地方派系相处不融洽,和分校副主任兼15期6总队总队长的周嘉彬更是闹得势同水火。1939年12月31日清晨,黄维不知动了什么想法,竟派出军校练习营包围了总队部,把周嘉彬控制起来,消息传来,学生们大光其火,全部站在总队长这边,纷纷拿起武器去保卫总队部,要缴练习营的械,双方对峙起来。练习营的大头兵看到学生们来真的,心里也确实虚了,毕竟人家个个是干部,谁都惹不起,僵持了一会儿就乖乖撤了。事后,学生们决定去桂林行营找白崇禧反映情况,希望调解二人的矛盾,一千多号人浩浩荡荡地跑步穿过桂林城,来到行营门外请愿。行营一位中将高参出来接待,认真听取了大家的汇报,还招待同学们吃了午饭。果然在15期6总队毕业后不久,黄维和周嘉彬就都调离了。
  在这个事件发生的第二天,也就是1940年元旦,总队同学就陆续前往部队报道了,从此投入抗战的洪流。
  (本文写作中承单补生先生提供宝贵资料,特此致谢!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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